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谭思静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陆续放榜，考生家庭在短暂的喜悦或失落之后，往往面临新一轮的挑战。近期，多地医院心理科、心理咨询机构反映，因高考后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中冲突变多而寻求帮助的家长和考生明显增多。从染发、旅行等“小承诺”的落空，到填报志愿等重大人生选择的分歧，这些看似寻常的家庭矛盾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心理健康课题。心理咨询师袁圆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许多冲突表面是因（孩子）愿望没实现，深层原因是长期积累的权利失衡和心理需求被忽视”。
染张扬的发色，换最新款手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许多家长在高考前对孩子的承诺。社交媒体上，高考生纷纷上传考前考后的对比图：考前素面朝天，校服不离身，戴着厚重的眼镜埋首书堆；考后则仿佛“大变活人”，尝试新发型、新衣装、戴隐形眼镜，感受着“焕然一新”的世界。
然而，在这些“自由宣言”帖子的评论区，也有不少愿望落空的高考生的声音。
“四六级英语、考驾照，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大学里多的是旅游的机会。”
“染着一头怪异的头发，上了大学老师同学怎么看你？”
“你高考考得很好吗？提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他们总说高考后就能做自己，可分数一出，承诺全打了对折。”湖北高考生林镜竹的指尖划过社交软件上同学染发的照片。“可是我更在意的是父母履行高考前的承诺。”愿望的落空让林镜竹郁闷了好久。
与此同时，不少父母也在网上发帖抱怨，孩子不顾家庭实际的要求和考后“放肆”的生活做派，让他们大为忧愁，不知如何应对。
高考落幕，伴随“自由”而来的，是许多家庭共同面对的亲子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不少考生与家长共同面对的难题。
“怎么考前说的都不算数了！”
高考结束当晚，林镜竹满怀期待地希望父母兑现考前的承诺“考完就换手机、染发、看演唱会”。当她兴奋地提起时，母亲却把削好的苹果塞到她手里：“手机能用就行，上大学后再旅行也不迟。”承诺的“打折”让她措手不及。
然而，更大的矛盾爆发在高考志愿填报上。林镜竹的分数足以去大城市就读心仪的新闻传播学或法学专业。但父母却极力主张她报考当地的警官学院提前批，认为未来更有保障。
“如果我读了警校却不想当警察，那我以后能去做什么？”林镜竹问父母。得到的答复却是：“你懂什么？当警察是铁饭碗！”她感到深深的无力：“他们把一切规划好以后才来问我的意见，也不管我喜欢什么，想学什么。他们习惯性地否定我的选择，觉得我年龄小眼光不够长远。”从小到大，林镜竹的许多重要选择都由父母包办。
类似的撕裂感在陕西考生何谐身上同样上演。她想染发庆祝“自由”，母亲临出门时却反悔：“入学后顶着一头黄发多不正式！”在更关键的志愿选择上，父母强力说服她放弃心仪的“211”大学，选择“包分配”的地方公费师范生。“他们说就业形势严峻，可想到同学都去了好学校，我只能去个普通院校……”她低声补充，“我的立场很容易动摇。”父母的担忧和对“编制”的执着让她陷入矛盾与纠结。
最近，苏州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苏老师”志愿服务团队热线陆续接到了高考后迷茫的高考生和焦虑的家长来电。作为“苏老师”志愿服务团队的骨干志愿者，曾担任多所中学、高校心理教师和咨询师的袁园观察到一个现象：“许多家长表面上是咨询，实则是想让我帮他们做说客。”她说，“他们来咨询的问题，与真正需要解决的往往不是同一个问题。”
高考后的岔路口，父母与孩子面对着不同议题
“孩子考后的许多要求和行为往往并不是叛逆，而是补偿（心理）。”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贾洪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见过太多案例：女生高考后连打7个耳洞，男生通宵打游戏直至晕倒。“12年穿校服、剪短发，突然解禁便会想要报复性释放。”
袁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些看似解放天性的行为就像暴饮暴食。如果一个人不是饿得太厉害了，他是不会暴饮暴食的。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人暴饮暴食，就要保证他的三餐规律且能吃饱。”她强调，“所以，家长需要看到孩子真正的需求，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
林镜竹坦言，与家长的冲突并非始于高考后：“从小就没有解决。他们会觉得我很幼稚，不够成熟，也不可能完全认识到完整的我。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让他们看到我的成长，但高考显然不是。”她认为父母缺乏主动学习和改变的意愿：“他们更多像是鸵鸟一样喜欢把头埋在沙子里逃避问题，不太愿意接受意见。我每次只要一说什么，爸妈说不赢我就开始发脾气。”
袁园的观察更为尖锐，直指冲突的核心——“冲突家庭的孩子往往从小没有主控权。”她指出，“这种家庭的孩子，从小学习由父母操心，各种辅导班由父母报。孩子觉得熬过这么多年学习，理应有权决定未来；父母则认为‘你不靠我靠谁？’甚至有些父母抱着‘如果我不盯着，孩子就会自毁’的不合理假设。我们需要让家长明白，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来成就自己的，不是来自毁的。”
当两代人站在高考这个人生关键岔路口，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议题：
家长要面对的是“放权”：如何把人生的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并给予信任。
孩子的拷问则是“我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是否对某个领域建立了真正的认同感？我有多少尝试错误的勇气和底气？如果我发现选择的内容并非想象，我是否愿意坚持？我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在大学里进行调整？
贾洪武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加大冲突，而是在他们各自完成议题的过程中，弥合分歧。”他提出了促进亲子良性沟通的实用话术：
友好协商的心态：放弃说服，寻求共同最优解。双方摆事实、讲道理、有逻辑，避免无效对抗。
交替表达的话术：约定规则，轮流表达（限时）。一方说时另一方不插话，直至双方的意思都表达清楚。
谈话暂停的规则：分歧过大或情绪激动时暂停，冷静后再继续。一次谈不拢，可再约时间。
认可裁判的介入：分歧过大无法协商时，找双方认可的中间人（如信任的老师、咨询师）做裁判，倾听权威声音，打破僵局。
贾洪武进一步强调了“共情”的重要性。家长需要放下对孩子“理想化”的期待，理解孩子多年苦读后需要一段毫无压力的休息时间。同样，孩子也需要理解父母最深层的担忧——怕孩子未来没有好工作、好生活。“如果孩子能让父母看到自己并非完全‘躺平’，也在做些‘正事’，哪怕只是部分采纳父母的建议，对父母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双方带着共情相向而行，几个月的紧张期更容易平稳度过。
推开世界的门要趁早
面对家庭冲突，何谐在权衡后选择听从父母意见报考公费师范生。林镜竹则用“先报警校，落选就选新闻系”的策略换取了暂时的家庭和平。然而，暂时妥协并未消弭家庭潜藏的激流。
林镜竹将希望寄托于大学：“感觉应该会比现在好，自由度更大，很多事情不需要过多听父母的。毕竟距离产生美。”何谐则坦言自己选择了回避冲突：“我不想矛盾升级，再加上拉不下面子主动去深谈。”虽然目前家庭氛围因高考志愿达成一致而显得融洽，但她隐隐担忧：“以后遇到问题他们还会这样。只是现在问题‘解决’了，回归正常了。”
袁园认为，解决冲突的长远之道，在于更早地帮助孩子推开探索世界的门。“我相信大部分学校已有这个意识。一些中小学在心理课或班会课上，开始推行‘职业生涯规划课’。对于初高中学生，一些学校则会在心理课堂引入趣味化的探索工具，如基于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的‘选岛游戏’，通过生动的场景描述，帮助孩子初步识别自己的兴趣点。这非常必要。”她分享了苏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职业体验馆”：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就能戴上安全帽、穿上消防服体验消防员工作，或模拟护士打针、服务等。“虽然孩子可能当游戏玩，但会建立初步概念。”
“职业生涯规划的核心是‘对内探索’的三堂课：个人兴趣、个人能力、个人价值观。把这三堂课做好的孩子，自主意识会更强。”袁园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袁园分享了一次在暑假托班的见闻：让孩子与父母同做职业测试，一位母亲看到结果后惊呼：“原来他喜欢机械不是瞎玩！他拆装闹钟的视频我早该认真看！”这种早期探索能有效弥合认知差距。
志愿填报时，贾洪武曾遇到一名盯着“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3个选项发呆的高考生。“名字差不多，到底学什么？”看着他胡乱勾选，贾洪武叹息：“用几天时间决定一生？这太荒诞了！”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贾洪武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铁饭碗和完全正确、稳定的选择。真正的‘稳定’是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健康的心理和真正的社会生存能力。”他强调，家庭应该是孩子的“充电站”和“探索基地”，而非“角斗场”或“控制塔”。
“很多父母觉得孩子不理性、决定不科学。但孩子就是要从不理性、不科学的小错误中学习成长！”贾洪武用买菜比喻，“20岁的人怎么可能像50岁的人一样有经验？他需要经历‘今天买贵了、明天买到坏的’这个过程，才能学会辨别好坏、找到诚信商家。这是必经的学习之路。”他呼吁家长要有心理预期：孩子会犯错，会碰壁。只要不是不可逆的重大错误，就应允许尝试，这样的尝试开始得越早越好。
当孩子犯错后悔时，家长也应避免“当年我就说……”的“二次伤害”，而是提供安抚和支持：“现在这一刻我们再重新想想该怎么办？你才20多岁，一切都来得及。”
当父母松开紧握风筝线的手，
那不是突然的撒手，
而是用十八年目光的丈量，
终于相信了风的方向。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林镜竹、何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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